[导读]：犀利电影 导读：在《水浒传》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鲁智深拿着智真长老的推荐信，从五台山千里迢迢来到了东京，想要在大相国寺谋求一个管理职位。费劲了千辛万苦，最终也只谋...
犀利电影
导读：在《水浒传》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鲁智深拿着智真长老的推荐信，从五台山千里迢迢来到了东京，想要在大相国寺谋求一个管理职位。费劲了千辛万苦，最终也只谋得了一个“菜头”职位，就是打理菜园子的职位，可见寺院职位的竞争有多激烈。
在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朝廷对于寺院僧尼的管理相当宽泛，僧人们除了日常的研经步道之外，他们还从事着更多的商业活动，拥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会身份，比如商人，手工艺人，城市志愿者。
甚至还诞生了很多广交士大夫吟诗作画的书僧和画，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也为北宋的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佛教自东汉传入到中国，逐渐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成长，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全面发展。
到了唐宋时期，已经达到了全盛时期，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也成为了北宋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工具。
一方面，统治者们利用了佛教教化，给劳动人们以精神上的安慰，达到维持社会安定团结的目的；
另外一方面，北宋寺院大多用“疏”与“导”的方式，将其纳入到官方统治之下，尤其是位于东京城内的寺院，朝廷对于寺院除了加以严格的监管政策之外，还提供给僧人们优厚的待遇之外，让其衣食无忧的领袖着全国的寺院。
所以，这样的契机，才出现了文章中“鲁智深想要在东京寺院中谋求一官半职”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末的“灭佛”和五代的“限佛”之后，佛教和寺院规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入宋以来，全国的寺庙：
“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一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资治通鉴·后周纪·后周纪三》）
可见，北宋时期，寺院经济仍然是天下经济的一部分，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北宋统治者深谙“佛教不可灭”的道理，采取了和五代时期截然不同的寺院政策，保护佛教，并且用佛教作为其思想统治的工具。
太宗认为，佛教“有裨于政治”，他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风水宝地大力修建佛教，在开封也设置了译经院翻译佛经。
在北宋政策的支持下，佛教迎来了全盛的时期。
由于政策对于佛教的保护和鼓励，北宋东京城以及开封寺院林立。
在京城，统治者们进行的祈福，巡幸，国祭行香，招待使节等重要活动都会在东京的寺庙内进行，以示隆重。
根据《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
“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而祭祀的地点包括大相国寺、太一宫、天清寺、上清宫、玉清昭应宫、开宝寺、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以及先人的坟茔等等。
在能够举行祭祀典礼的寺院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地点都在东京的寺院，天子脚下，可见寺院地位的尊贵。
既然是皇帝直接统治下的寺院，在待遇方面也是从不马虎的。
根据史书记载，开宝寺灵感塔“除逐年依例拨放七人外，每年承天节绍宠特与度行得五人，守愿特与度行者一人。 九月，诏泗州僧正文秘，每年承天节特与度行者一人。”（《宋会要辑稿》）
也就是说，对于开宝寺除了每一年的寺院度行人数之外，还特定其每年的承天节特度6人，除此之外，还会表彰其首要人物的功德，对老年人和儿童，也可以受度。
同时，东京城内的寺院翻新和修建，也可以得到朝廷的赏赐和补贴，尤其是对于官方备案的“有额寺院”，而不受官方保护和认可的民间“无额寺院”的待遇就不如有额寺院了。
佛教并不是单纯的精神产物，它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实现其宗教活动的开展，比如宗教信仰的传播，供奉佛像，以及购买各种祭祀物品，兴修寺院和翻译经文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经费的，不能完全依赖于朝廷的补贴。
所以，北宋的寺院除了日常活动中的布施，赏赐之外，还有其商业活动及经营类的收入，包括土地，房地产以及手工业的经营所得。
01，经营“质库”
从古到今，商人都是最赚钱的行当，在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很多的大型寺院都设置了“质库”这样的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典当行，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大相国寺是最财大气粗的。
宋朝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论》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商人刘元嗣曾经花费了四百两白金购买了王齐翰的十六幅《罗汉图》，并且将这些作品抵押给了相国寺的僧人。
而洪迈的《夷坚志》中记载，潘阳一代的寺院中，有僧人经常发放抵押贷款，不过问禅律，其中永宁寺的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
永宁寺内刚出家的小和尚将自己的本钱存在了质库中，换取利息来购买度牒。
02，房地产“邸店”
对于北宋来说，东京城内寸土寸金，很多的大臣都需要“租房子”住，可见其土地的价值。
寺院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土地的经营收入是寺院收入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东京的寺院大多都有自己的庄园，根据《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
宋太宗：“京城诸寺邸店、庄园课利之物，以寺务司官兼领，上隶于三司。”
相国寺在建寺初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庄园。
我们常常看到的北宋电视剧中，很多的和尚在大的寺庙外耕种，其实这些都属于寺庙的用地，而鲁智深掌管的大菜园子，这也是寺庙本身所有的庄园。
有这么多的土地和资源，当然不能浪费了，僧人们经营着房地产租赁的业务。
除了僧人们日常生活居住地之外，空出来的很多空间都可以用来做“邸店”，对外出租，或者是做成客栈，商铺或者仓库，换取租金。
对于很多参加科举的考生来说，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很多人都喜欢居住在寺院内，不但安静适宜读书，而且房租比京城客栈房租更低，可以节省很大的一笔开支。再加上寺庙内的藏书较多，如同图书馆一样，可以读书人在这里阅览和学习。
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记载：“少读书与庐山无毛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
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就喜欢住寺院，在《苏轼诗选·苏轼年谱简编》中记载，苏轼在嘉祐二年就曾经留宿在了东京城外的兴国寺，可以看出，这里的租赁生意的繁盛了。
03，工商业经营
北宋时期，是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涌入到了商品经济中，从王侯将相到平民布衣，都加入到了商业经营中，僧尼们也不例外。
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记载：
“西融州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曾僧房罨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
西融州干净的水源和大型的铅矿，制造出的美白粉驰名天下，曾经为这一代的僧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许多的僧人都跑到了这里经商，就连官府都盯上了这一块“肥肉”，每一年连同利息能赚两万贾钱。
除了化妆品之外，民间的尼姑们还会编制刺绣，朝廷每一年的刺绣手工业，都是委托给民间的妇人或者是尼姑来做，后来朝廷也逐渐设立了“文绣院”。
而尼姑生产的“寺绫”，被庄绰的《鸡肋篇》誉为“名著天下”，抚州莲花尼寺尼姑生产的“莲花纱”，都是远销全国的爆款，一到夏天，即使是全寺院的尼姑都在忙碌，供不应求，尼姑们的手工业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品牌了。
靓妆侍女图
在北宋这样一个佛家律例极为宽容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寺院的僧尼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纷纷投身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做出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产品，促进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也为北宋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文献：
《资治通鉴·后周纪·后周纪三》
《宋会要辑稿》
《宋史》
导读：在《水浒传》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鲁智深拿着智真长老的推荐信，从五台山千里迢迢来到了东京，想要在大相国寺谋求一个管理职位。费劲了千辛万苦，最终也只谋得了一个“菜头”职位，就是打理菜园子的职位，可见寺院职位的竞争有多激烈。
在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朝廷对于寺院僧尼的管理相当宽泛，僧人们除了日常的研经步道之外，他们还从事着更多的商业活动，拥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会身份，比如商人，手工艺人，城市志愿者。
甚至还诞生了很多广交士大夫吟诗作画的书僧和画，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也为北宋的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佛教自东汉传入到中国，逐渐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成长，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全面发展。
到了唐宋时期，已经达到了全盛时期，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也成为了北宋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工具。
一方面，统治者们利用了佛教教化，给劳动人们以精神上的安慰，达到维持社会安定团结的目的；
另外一方面，北宋寺院大多用“疏”与“导”的方式，将其纳入到官方统治之下，尤其是位于东京城内的寺院，朝廷对于寺院除了加以严格的监管政策之外，还提供给僧人们优厚的待遇之外，让其衣食无忧的领袖着全国的寺院。
所以，这样的契机，才出现了文章中“鲁智深想要在东京寺院中谋求一官半职”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末的“灭佛”和五代的“限佛”之后，佛教和寺院规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入宋以来，全国的寺庙：
“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一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资治通鉴·后周纪·后周纪三》）
可见，北宋时期，寺院经济仍然是天下经济的一部分，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北宋统治者深谙“佛教不可灭”的道理，采取了和五代时期截然不同的寺院政策，保护佛教，并且用佛教作为其思想统治的工具。
太宗认为，佛教“有裨于政治”，他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风水宝地大力修建佛教，在开封也设置了译经院翻译佛经。
在北宋政策的支持下，佛教迎来了全盛的时期。
由于政策对于佛教的保护和鼓励，北宋东京城以及开封寺院林立。
在京城，统治者们进行的祈福，巡幸，国祭行香，招待使节等重要活动都会在东京的寺庙内进行，以示隆重。
根据《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
“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而祭祀的地点包括大相国寺、太一宫、天清寺、上清宫、玉清昭应宫、开宝寺、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以及先人的坟茔等等。
在能够举行祭祀典礼的寺院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地点都在东京的寺院，天子脚下，可见寺院地位的尊贵。
既然是皇帝直接统治下的寺院，在待遇方面也是从不马虎的。
根据史书记载，开宝寺灵感塔“除逐年依例拨放七人外，每年承天节绍宠特与度行得五人，守愿特与度行者一人。 九月，诏泗州僧正文秘，每年承天节特与度行者一人。”（《宋会要辑稿》）
也就是说，对于开宝寺除了每一年的寺院度行人数之外，还特定其每年的承天节特度6人，除此之外，还会表彰其首要人物的功德，对老年人和儿童，也可以受度。
同时，东京城内的寺院翻新和修建，也可以得到朝廷的赏赐和补贴，尤其是对于官方备案的“有额寺院”，而不受官方保护和认可的民间“无额寺院”的待遇就不如有额寺院了。
佛教并不是单纯的精神产物，它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实现其宗教活动的开展，比如宗教信仰的传播，供奉佛像，以及购买各种祭祀物品，兴修寺院和翻译经文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经费的，不能完全依赖于朝廷的补贴。
所以，北宋的寺院除了日常活动中的布施，赏赐之外，还有其商业活动及经营类的收入，包括土地，房地产以及手工业的经营所得。
01，经营“质库”
从古到今，商人都是最赚钱的行当，在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很多的大型寺院都设置了“质库”这样的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典当行，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大相国寺是最财大气粗的。
宋朝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论》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商人刘元嗣曾经花费了四百两白金购买了王齐翰的十六幅《罗汉图》，并且将这些作品抵押给了相国寺的僧人。
而洪迈的《夷坚志》中记载，潘阳一代的寺院中，有僧人经常发放抵押贷款，不过问禅律，其中永宁寺的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
永宁寺内刚出家的小和尚将自己的本钱存在了质库中，换取利息来购买度牒。
02，房地产“邸店”
对于北宋来说，东京城内寸土寸金，很多的大臣都需要“租房子”住，可见其土地的价值。
寺院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土地的经营收入是寺院收入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东京的寺院大多都有自己的庄园，根据《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
宋太宗：“京城诸寺邸店、庄园课利之物，以寺务司官兼领，上隶于三司。”
相国寺在建寺初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庄园。
我们常常看到的北宋电视剧中，很多的和尚在大的寺庙外耕种，其实这些都属于寺庙的用地，而鲁智深掌管的大菜园子，这也是寺庙本身所有的庄园。
有这么多的土地和资源，当然不能浪费了，僧人们经营着房地产租赁的业务。
除了僧人们日常生活居住地之外，空出来的很多空间都可以用来做“邸店”，对外出租，或者是做成客栈，商铺或者仓库，换取租金。
对于很多参加科举的考生来说，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很多人都喜欢居住在寺院内，不但安静适宜读书，而且房租比京城客栈房租更低，可以节省很大的一笔开支。再加上寺庙内的藏书较多，如同图书馆一样，可以读书人在这里阅览和学习。
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记载：“少读书与庐山无毛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
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就喜欢住寺院，在《苏轼诗选·苏轼年谱简编》中记载，苏轼在嘉祐二年就曾经留宿在了东京城外的兴国寺，可以看出，这里的租赁生意的繁盛了。
03，工商业经营
北宋时期，是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涌入到了商品经济中，从王侯将相到平民布衣，都加入到了商业经营中，僧尼们也不例外。
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记载：
“西融州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曾僧房罨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
西融州干净的水源和大型的铅矿，制造出的美白粉驰名天下，曾经为这一代的僧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许多的僧人都跑到了这里经商，就连官府都盯上了这一块“肥肉”，每一年连同利息能赚两万贾钱。
除了化妆品之外，民间的尼姑们还会编制刺绣，朝廷每一年的刺绣手工业，都是委托给民间的妇人或者是尼姑来做，后来朝廷也逐渐设立了“文绣院”。
而尼姑生产的“寺绫”，被庄绰的《鸡肋篇》誉为“名著天下”，抚州莲花尼寺尼姑生产的“莲花纱”，都是远销全国的爆款，一到夏天，即使是全寺院的尼姑都在忙碌，供不应求，尼姑们的手工业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品牌了。
靓妆侍女图
在北宋这样一个佛家律例极为宽容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寺院的僧尼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纷纷投身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做出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产品，促进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也为北宋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文献：
《资治通鉴·后周纪·后周纪三》
《宋会要辑稿》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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