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五眼看天下 据报道，我社会保障性支出占GDP比重为3.21%，而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为31%。撇开发达国家不谈，就拿上海经合组织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来说，上海经合组织支出平均达到16.8%点。据...
五眼看天下
据报道，我社会保障性支出占GDP比重为3.21%，而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为31%。撇开发达国家不谈，就拿上海经合组织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来说，上海经合组织支出平均达到16.8%点。据报道，中国社会保障性支出普遍占GDP 的比重长期处于极低的位置。中国经济发展的怎么样，老百姓不知道。但现阶段，中国的老百姓经济生活的获得感极低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老百姓养孩子要很多钱，教育孩子要更多的钱。买房子甚至掏了两三代的钱包。中国的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敢旅游。三年疫情，各政府补贴了多少钱给贫困的老百姓，大家心里都有数吧。三年疫情，没有稳定收入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她们自己最清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老农民，以及没有固定工作的中小城市老百姓，要是生病，假如是大病，有多少人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比比皆是吧。报纸上、电视媒体里一直在说，中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希望我们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好。
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长江】
2021年对于中国经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当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肯定不止于此，希望能更进一步。中国“十四五”规划也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联合国开发署划定的发达国家约有37个，可分低等、中等、高等，人均GDP最低的发达国家匈牙利为18772美元，偏高发达国家为43935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和价格上涨水平，在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这一目标是很有可能的。人们对GDP预测的关注度很高，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衡量民众生活水平的标准除人均GDP、人文指数外（有待详细讨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两方面。
一、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的统计
可支配收入分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也包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收入又包括工薪收入、财产收入、经营收入和部分转移收入；二次分配收入多是指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有政府的、有非政府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规定，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涉及保障生活、教育、健康、住房、就业等，应记为住户部门转移收入（相应支出记为居民最终消费）。
可支配收入有三个指标，一个是 “居民”可支配收入，一个是“住户”（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一个“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收入包括住户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非营利机构收入，因此国民收入实际是整个国家的收入。
居民收入与住户收入的主要区别在于，居民收入是初次分配，有部分转移收入，如养老金、失业金等；而住户二次分配的转移收入较多的是社会福利，如公共交通补贴等。
正确地比较中外收入和社会福利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际统计的住户收入及社会福利包括现金和实物（且有分类数据），而中国的实物收入没有细分社会福利和非社会福利，但通过财政、社会基金账户可找到部分数据。
第二，中国的“可支配收入”与国际的“调整后可支配的收入”的内涵相同，中国是先统计现金“可支配收入”，再加实物称为“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国际是先统计含实物的收入称为“可支配收入”，再减实物。
第三，中国是按国际组织的统计方法，住户可支配收入等于初次分配收入加上转移净收入（转移收入减去转移支出），转移支出既有个税，也有社保（还有其他转移）。
按照国际可比口径，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含实物）与GDP的比为66.1%，比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多了23个百分点左右。同理，居民消费也应包括政府转移个人的部分，因此，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GDP的比也会相应提高。
本文表格均有作者制作
住户增加值与GDP的比反映的是住户在经济总量里的比例，住户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侧面反映了住户缴税和社保的情况，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为60.2%，与中等发达国家一样(60.1%)。美国可支配收入占比高的原因是公共强制性社保很少。
但中国住户公共福利占GDP比约9.2%，比中等发达国约低13.5个百分点；表现为中国住户来源于再分配的公共福利收入较少。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福利较低是影响消费和生育的重要原因。
国际组织统计的社会福利分公共强制社会福利、公共自愿福利、商业强制社会福利、商业自愿社会福利等。
统计上又可分为住户收到的社会福利，和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出的社会福利。住户社会福利是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转移给住户的社会福利（教育、文娱等社会福利不包括在社会保障中）。
中国的社会福利统计与国际稍有区别，2017年及以前，中国将社保基金总支出称为社会福利，将财政有关社保的补贴称为社保财政补贴，将财政有关福利的支出称为社会补助（部分为社会保障福利）；2018年后医保基金支出不再计入社会福利。不管那年，经合组织是否照抄中国数据（其他国家或有此类情况），其统计的中国社会福利包括社会补助（财政补助和企业补助）。本文之后将着重讨论和比较公共强制社会福利（下简称为公共社会福利）。
住户可支配收入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为78.2%，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60.1%。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支出是储蓄，住户储蓄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约27.2%（国家总储蓄率也很高）；中等发达国家为6.7%，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近4倍，也高于很多高等发达国家。
储蓄率有两重性，即储蓄转为贷款支持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影响消费支出。有学者认为，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福利较少（不敢消费）。
二、中国社会福利与国际比较
国际组织将社会福利分为九类，有养老、遗属、失能（工伤残疾）、健康、就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失业、家庭、住房、其它（包含维持生活）。
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飞速进步，特别是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穷人社保覆盖率很高，中国为低保、特困、部分下岗职工等代缴社会保险，基本实现了贫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医疗保障覆盖率也较高（见表4），但重残和工伤稍差，家庭福利较差。
数据显示，住户公共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约12%，比中等发达国家约低11个百分点，养老、医疗、家庭、住房与住户收入的比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但各有差异。
（一） 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国际组织称为维持生活福利，这个福利是指在（划定的）贫困线下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福利，中国的低保、特保，临时救助、其他补贴等就是此类福利1，维持生活福利还包括（外国）难民援助，商品捐赠等，中国没有相应的数据。
中等发达国家维持生活福利的对象多为老年人、残疾人、生育期贫困家庭的妇女和儿童，中国维持生活福利涵盖较宽，有部分非老年、非残疾人、非生育期的家庭成员。
中国享受维持生活福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为3.5%；维持生活福利占住户收入的比为4.3%, 高于中等发达国家的3.5%。中国维持生活福利主要由财政支付，法国、意大利部分由社会保险（家庭保险）支付，其对贫困或残疾老人给予养老金或提前养老金，对贫困家庭成员给予家庭津贴。
弱势群体受助率，中国为33%，低于意大利（43%）、西班牙为（45%）。中国的贫困标准（穷人）是中等标准（3.2国际元/日，2011年购买力平价）；确定弱势群体与人均GDP水平有关，国际组织视中国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2020年秋，国际组织将提高各等贫困标准，并按2017年购买力平价计。中国贫困标准应逐渐向高标准靠拢，或在逐步提高标准的同时，提高覆盖率。
中国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中低收入家庭，其中收入低的原因之一是农业收益极低。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统计，三大主粮产值净利润率为4%（2020年为47.2元/亩），对比韩国的农产品价格，中国低很多。如果提高粮食价格，为了不影响人民生活就要增加粮食生产财政补贴，但又受世界贸易组织农业直接补贴规定的制约（发达国家不超5%，发展中国家不超10%，中国承诺不超8%）。
中国国有企业以保护价收购粮食也被认为是直接补贴。美国维持生活的重要措施是食品券（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其覆盖率高（总人口的10.9%），享保标准低（贫困线的129%，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保障标准适当（130美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左右）。这项福利除保障生活外，最重要的是间接补贴粮食价格（占农业补贴的80%），不受国际规则的限定。
（二）住房福利
住房福利主要是租金补贴，中国的廉租房、公租房、其他保障性住房租金多有补贴，中国享受租金补贴的家庭约占全国的2.8%，中等发达国家多低于中国，如法国约占1.8%。
能源补贴统计在维持生活福利中。中国的能源补贴比较特殊，由于国有性质的能源企业较多，多数地区的贫困家庭是直接免收或减收，在社会福利统计里没有充分体现。
中国的住房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好，给农村贫困户建房、贫困村整体搬迁、城中村改造等，各级政府投入了巨量资金。中国一些单位提供低价住房（称房租隐性补贴）。
国际组织明文说，虽然这些住房支持是相当可观，特别有力地支持低收入家庭，具有社会性质，但由于没有国际的覆盖范围和测量方法，因此，目前暂不包含。
中国住房福利与住户收入比为0.1%，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0.2%，表面看，中国住房福利的特点是覆盖面宽、补贴数额较低。其实中国享受住房补贴者多住在公租房和廉租房，其价格较低；而中等发达国家者多租住私人住宅，价格较高，虽有补贴，但家庭支付租金比较高。
（三）医疗福利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都参加了公共医疗保险，离休、现役军人和家属，极少机关事业人员实行免费医疗，医疗保障率稳定在96%以上。经合组织健康统计有几个覆盖率，如公共医保覆盖、基本商业医保覆盖率，核心医疗保健覆盖率（公共医保和基本商业医保），中国没有强制性商业医保，有公共医保的部分人群可能同时有商业医保，所有类型的医保覆盖可能不会增加，但实际报销率会提高。
中国的医疗福利较为突出的有：一是居民医保的财政补贴是个人缴纳的2.48倍；二是医疗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两参人员（参战、参试）、部分下岗职工有多种医疗救助，如减免、代缴医保费，提高报销比例（有地区贫困户报销率达100%）；三是公共健康预防免费制度，如儿童预防服务、肺结核治疗、艾滋病治疗、疫情防治等，这次新冠疫情，完美地体现了中国的优势。
中国医保原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个人缴纳），2022年，全面推行职工医保门诊报销制度，各地报销率不一，最低都不低于50%，有的地区达90%。居民医保个别地区门诊也报销。
从2020年起，不再公布实际报销率（2019年，职工医保住院实际报销率平均为75.6%，居民医保住院实际报销率平均为60%）。2020年，职工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率平均在85.2%，居民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率平均在70%。
经合组织统计的医疗报销率分，住院服务、门诊服务、医疗商品（药品）、长期照顾、牙科等，要注意的是中外门诊服务不同，外国的门诊主要是医生诊察、检查（实验室和仪检），凭药方到药店购药。中等发达国家住院服务公共医保报销率平均为85.4%；门诊（中国口径）公共医保报销率（门诊服务和医疗用品加权平均）平均为66.6%。中国公共医保住院报销率已接近韩国、超过希腊。
中国公共医疗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为2.9%，家庭健康支出与最终消费的比为4.8%；中等发达国家分别为6.2%和3.4%。中国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多有医疗二次报销，企业支出统计在企业社会福利。
中国公共医疗保障的差距，主要有几点，一是最高限额，中国是超过为自费，因此虽然有公共大病保险，但也会给部分家庭造成困难；中等发达国家多为超过限额，个人不再自付；二是居民医保门诊多数地区不报销，中国正在筹划，盼早日实施。
一些发达国家经常让人吐槽的是就医等待时间过长，这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三种大容量外科手术（白内障、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等待时间三个月左右，延迟治疗意味着患者继续生活在疼痛和疾病中。
（四）老年福利
老年福利主要是养老金，中国财政和社保基金为灵活就业人员、贫困人员提供社保补贴，或代缴保险费。居民社保基金为贫困老人发放养老金（无论当时是否参保）。
中国老年福利有公交免费、部分旅游景点免费等，老年还享受四项老年福利，即高龄补贴、护理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综合老龄补贴。各省市享受老年福利岁数标准不一，多数是80岁及以上（天津、上海、陕西、青海等岁数较低）。
老年和遗属福利除养老金外，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公立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机构、居家照顾、家政服务，等等。中国的特困户（五保户）有部分住在公立养老院，还有极少的休干所。中国职工退休职工享有养老金的同时，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机关事业还发退休生活补贴、过年节慰问卡（品）等。
根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1967年6月7日第五十一届会议上会议的国际公约，老年养老金福利至少相当于参考工资的45%，这是指法定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总替代率，其定义为养老金额除以退休前主要收入额。由于中国近些年的工资增长率高于养老金增长率，国际组织统计的中国替代率有所下降。
发达国家的男女替代率相同是因为退休年龄相同，而中国女工退休较早；加上中国退休年龄也早，按同比口径，中国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
国际组织统计缴纳养老保险的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城乡就业和失业），老年和遗属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约10%，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14.3%。中国老年和遗属福利占比稍低，主要原因有：
一是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较低（二、三产和一产公有单位就业人员）为56.5%。中国除极少数的一产公有制企业职工外，农民（牧渔）、农民工、个体就业多为居民养老保险，下岗职工也有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自雇）；
二是居民养老金很低。2020年平均176元左右，但其中财政补贴占92%（基础养老金部分）,而个人缴纳部分仅占8%，因此中国居民养老金有一定的社会福利特征；
三是职工养老金包括了灵活就业和退职人员，降低了平均养老金；
四是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系数较低（法定最低为60%）；
五是企业有毒有害岗位女工退休太早（45岁）。
在现实中，企业职工多感觉养老金较低，这与机关事业与企业基本养老金倍差较大有关。发达国家养老金也分多种，如法国有一般老年养老金（职工），个体（自雇）或农民养老金、军人养老金、公务员养老金、自由就业养老金、集体养老金、残疾养老金，各类养老金也不尽相同。
一些国家有养老金的老人去世，未成年的孩子和无工作的配偶可以享受养老金（按规定）；而中国的规定是发放抚恤金、生活补助金，独生子女亡残的家庭享受特别扶助金。中国可参考发达经济体，另设老农津贴、结合粮食援助等，提高养老社会福利水平。
（五）家庭福利
国际组织统计的家庭社会福利包括家长和未成年孩子的福利，主要有三项，即家庭津贴、产假和育儿假、幼儿园（在家育儿）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家庭社会福利较多，如法国的“家庭津贴”，大部项目不受收入（或资产）的限制（小分部受限制），家庭社会福利占住户收入的9.2%。法国还有家庭社会保险（单位缴纳5.4%），家庭或子女津贴主要由社会保险支付。再如西班牙产妇和养育儿童期间的收入维持、生育补助金和儿童津贴等。
国际组织明确说明，幼儿园、医疗机构、就业服务等行业的薪金和管理费包括在支出里，这是为受益人服务的组成部分。根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国际公约（中等发达国家多参加），政府要为家庭定期提供现金或食物、衣服、住房、假期或家庭帮助，或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家庭福利主要有：养育孤儿、幼儿园财政补贴、减免保教费、产假期间收入等。部分孤儿由政府服务机构集中养育，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低于普通家庭水平，18周岁及以上在校孤儿，一般还提供财政援助。
根据《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现阶段由地方政府负责幼儿资助支出责任，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学普惠性幼儿园，中央财政给予财政补助。中国已建立“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基金”，中央和各地方财政安排一定金额。
现在中国适龄儿童入园率达88%，普惠性幼儿园率达88%。中国已实施“三儿”（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资助政策， 免收（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保教费，还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地区落实较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学前教育若干意见》指出，“小区配套幼儿园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有的地区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设施不收房租，大大降低了成本，但还有地区仍收房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困难地区、特别是县级财政补贴金额不高，保教费仍较高。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中国家庭福利覆盖率只有3%，主要是儿童和参加生育保险并生育妇女的口径；而中等发达国家则包括了未成年。有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生育率不断下降，与家庭孩子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关。想要提高生育率，就要继续提高普惠幼儿园的覆盖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重要的是实施有关养育孩子的专项福利。目前，已有地区推出了鼓励生育三孩的补贴政策。
中国家庭孩子社会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为0.2%，中等发达国家为1.7%。
（六）残疾福利
残疾福利是（因工或非工）残疾的死亡赔偿、带薪休养、生活补贴、康复服务等。
中国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但全国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较高，为98%以上。中国96.8%的重度残疾人、35%的其他残疾人享受社会保险缴费资助；重度且生活困难残疾人多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财政补贴。资金资助范围包括诊疗费用、康复费用、特殊药品费用、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等项目，并适当降低了诊疗起付标准，提高康复资助限额以及住院服务费用标准，特别是残疾孤儿得到更多照顾。
中国养老和残疾生活护理机构一般是财政支付单位，如养老福利院、特困人员救助生活机构、精神疾病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等。
住户残疾福利占住户收入的比，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1.4%，中国约0.2%。
（七）就业和失业福利
失业福利包括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等；就业福利包括职业培训、刺激经济的具体政策。中国就业及失业社会福利大体分几块，一是职业培训外（含退役），二是公益岗位补贴，三是扶持创业，四是代缴或减免基本社会保险。五是就业或基层任职补贴。
中国就业和失业社会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为0.4%，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0.6%。中国稍低的原因，一是失业保险覆盖率较低（二、三产和一产公有单位就业人员），为37.3%。二是失业金领取需要单位辞退证明（非员工主动辞职），这将影响再就业，致使失业保险结余比较大。
三、社会福利负担和载力
社会福利的资金源于住户和企业的缴纳，公共社会福利的财政补贴也是源于税收，非营利机构提供的社会福利也是企业或个人捐款的再转移。
中国的社会福利是缴纳和税收补贴并举（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以财政补贴为主），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也是并举。住户社保缴纳与收入的比，中国为12%，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23%，约中国的2倍；中等发达国家社保的基本特征是缴纳率高、福利高。
从法定社保费率看，中国为33.5%，中等发达国家多高于中国，如法国为51.15%、意大利为42.87%、西班牙为37.38%。
（一） 住户负担
从法定社保费率看，中国个人缴率为10.5%，超过部分中等发达国家，如意大利为9.19%、西班牙为6.2%。
养老保险缴纳。中国职工养老保险费率现为8%，但实际缴率低于8%，主要理由有：一是不按实际收入缴纳。多数地区规定，按上年全口径社平工资缴纳，系数可以选（60-300%）。但是据有关机构调查，职工养老保险实际缴纳与平均工资的比约69%。
二是居民养老保险缴纳额更低，2020年，平均缴纳330.6元，是农民工平均收入的0.68%，农民工平均收入是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85%左右，而私企职工个人缴纳近农民工的14倍。全国农民工（剔除参加职工社保的）人数占农村居民的47%左右，除从事农业的收入很低外，农民工完全有能力多缴纳。
中国曾实现全民医保，但居民医保覆盖率连年稍有下降。居民医保原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起初仅为10元/年，实行城乡合并后，农村居民认为涨幅较大，加之财政补贴部分居民的收入情况和缴费标准不统一，致使部分身体健康或经济困难者不再参保。
中国享受低保人员主要集中在农村低收入组和残疾人，而部分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组不能享受有关扶贫待遇。同时，农村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排在第三位（次于城镇高收入组、城镇中等偏上组），但也享受财政补贴。职工医保缴纳工资的10%（统计规则，单位缴纳也是员工报酬），而农村高收入组医保缴纳不超过收入的0.5%。
美国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保近似中国的居民医保，有政府补贴（抵税），其缴纳是按收入的2-10%（单位可缴纳部分），不同收入者按规定享受财政补贴（抵税）。
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富差距大于城镇，202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233，与意大利（城乡0.33）、西班牙（城乡0.32）、韩国（城乡0.345）有一比。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多高于中国，只是高税收、高社保、高福利，减少了收入差距。
针对中国部分低收入阶层不再参加社保的现象，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参保率，居民医保、养老保险应按收入分档缴纳，高收入阶层多缴纳社保，低收入阶层多享有财政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无谓浪费，减少贫富差距。同时，用多缴纳的部分补贴低收入家庭，提高覆盖率和保障水平，按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民养老、健康保障，人人享受发展的红利，获得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社会保障。
（二）企业社会负担
企业社会负担包括纳税、缴纳社保、支出社会福利（医疗二次报销、养老补贴等等）。企业净缴税与总产出的比，中国为6.7%，中等发达国家为2.3%；企业缴纳社保和社福支出与总产出的比，中国约1.7%；中等发达国家为5.5%（其中企业社保缴纳为4.6%、社福为1.1%）。
如前所述，中国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保率较低，民营企业员工流动性强、参保意识弱。多年前，深圳民工曾出现退保潮。目前中国已经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确切执行不同城市之间的简洁、通畅的转移。
此外，在华外资企业按照本国习惯，给员工家属购买居民医疗保险、商业医保，值得推广。
总结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公共社会福利占绝对地位。纵观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一般来说，收入偏低国家，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较高、社保缴款比率较低、社会福利的比率较低。在向中高收入发展，直至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可支配收入比率不断降低，个税和社会缴款比率和社会福利比率不断上升。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职工劳动保护制度，以及职工和家属的福利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种类较为齐全；二是社会福利水平差距较大。总体上，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众绝对收入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一定会越来越好！
注释和参考
1.国际统计将老年、残疾人（盲人）、家庭及孩子的维持生活和住房福利分别统计在各类。为比较维持生活福利，将老年、残疾的有关数据重新划分合并。在比较老年、残疾时仍按原统计。
2. 中国法定男女养老金替代率加权平均约66%，中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了灵活就业和退职人员，致使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比为51%。
3.此基尼系数是可支配收入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的
4.经合组织 社会支出 SOCX 手册 （ 2019年版）
5.国际劳工组织 体面工作指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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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带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安全和幸福，这个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文明和发达的国家！
而给予国民安全和幸福的主要手段，就是福利，是国家福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家福利包括五个部分，其一是国防，确保这个国家有能力应对其他国家的挑衅；其二是教育，确保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接受最基础的文化传播；其三是医疗，让老百姓生病了能够看病，可以有药吃；其四是司法，让坏人被惩罚，好人不受欺负；还有第五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养老。
关于养老问题，报纸上曾经有过这样几篇文章，包括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延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5年“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
养儿防老！这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两千余年的养老习惯，而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有一群人意识到了国家的意义，那就是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能够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福利。而养老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福利。
然而当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候，关于养老这个国家福利，却是越来越少的被提及了，至于原因，我不晓得，也想不明白，为何养老这样一个对全体国民都十分关键的社会福利，会被人为的忽视了？
我们上缴税金，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依靠税金让国家变得更文明也更强健！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因为我们知道守法才能获得更安全的生活环境！纳税人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身份，只要我们产生消费，就多多少少的缴纳了一小部分的税金，间接税至今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税种，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依然存在。而且国家除了税费收入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社保收入、国债发行、接受捐赠等途径获取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获得以后，如何支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财政支出当中，国防、教育、医疗是重要内容，除这三条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支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２１年仅有２．９６％，而发达国家这一项支出基本高于ＧＤＰ标准的１５％。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２０２１年为１６．６％，也就是还有８０％以上的财政支出，是用在了其他用途。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政府部门来履行国家的诸多事务，需要军队及国防单位来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政府相关人员劳务开支也是财务支出的重要一环。
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收支当中的比重，如何更好的让老百姓老有所养，这是当前我国国家福利政策制定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靠儿孙来养老？还是靠国家来养老？还是靠自己来养老？
我说了不算，你说了大概率也不算，但人民，有权利就这个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谢谢阅读！
２０２３年１月10日
LK简说
李义平教授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过高福利是经济发展的陷阱》的文章，最近几个月被网友扒了出来，经常拿来调侃。这篇文章认为高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高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国民惰性的形成、生产积极性的挫伤等问题，建议我国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要咬紧经济发展不放松，强调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发挥家庭自我保障的传统优势。
本文认为，李义平教授的观点存在一些片面和误解，高福利不是经济发展的陷阱，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第一高福利并不影响积累和创新，而是促进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效率提高。李义平教授认为，高福利直接影响积累，影响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因为高福利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高税收或高负债，减少了企业发展资金，制约了企业发展。这种观点忽略了高福利国家在税收和财政方面的调节能力和灵活性。
事实上，高福利国家并不一定都是高税收国家，也不一定都是高负债国家。
例如，瑞典虽然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但其企业所得税率却低于美国和中国。瑞典还通过简化税制、减少税收优惠、扩大征税范围等措施，提高了税收效率和公平性。
另外，瑞典还通过实行财政规则、设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稳定基金等机制，保持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和稳健性。因此，瑞典并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削弱了企业发展资金和财政健康。
相反，高福利通过提供全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素质和社会福祉，促进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效率提高。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典通过投资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如爱立信、沃尔沃、宜家等，在通信、汽车、家居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瑞典还通过建立包容性的劳动市场制度、鼓励女性就业、支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等措施，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瑞典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不高，但其人均GDP却超过5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这说明瑞典的经济结构已经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高福利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二高福利并不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而是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平分配。李义平教授认为，高福利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高福利的资金往往是从生产领域转移出来的，而且高福利会刺激社会需求，导致资源过度消耗。这种观点忽略了高福利国家在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实践。
事实上，高福利国家并不是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费，而是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
例如，瑞典就是一个环保先驱国家，早在1967年就设立了环境保护局，1972年就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并在1991年引入了环境税制，鼓励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措施。瑞典还通过推行绿色公共采购、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智慧城市等举措，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因此，瑞典并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相反，高福利通过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参与和协作等方式，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平分配。
瑞典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典通过建立全民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瑞典的基尼系数只有0.25，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典还通过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鼓励公民参与和监督、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等措施，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责任感。瑞典的选举投票率超过8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瑞典并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浪费。
最后，高福利并不造成国民惰性，而是激发了国民创造力和幸福感。李义平教授认为，高福利造成了国民惰性，因为高福利降低了人们工作的动机和意愿，使人们满足于现状，失去了进取心和竞争力。这种观点忽略了高福利国家在激励机制和创新文化方面的优势和成就。事实上，高福利并不意味着低工作效率或低工作满意度。
相反，高福利通过提供合理的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方式、良好的工作环境、公平的工作待遇等方式，提高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效率。
例如，瑞典就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国家，其每小时劳动生产率达到56.6美元，在欧洲仅次于爱尔兰。瑞典还通过实行弹性工作制、支持远程办公、鼓励休闲娱乐等措施，提高了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幸福感。
另外，高福利通过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创新信心和满足感。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在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列。幸福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水平，也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
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高幸福感，与其高水平的社会凝聚力有关。社会凝聚力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团结程度，它包括三个维度：社会关系、公民参与和社会包容。
北欧国家在这三个维度上都表现出色，人们之间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尊重，政府和民众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互动，社会对于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有着充分的关怀和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促进创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除了瑞典，其他一些高福利国家的例子有：
德国：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强制义务教育的国家，学生学费大多是减免的。德国也实施医疗与教育双免费政策，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27.6%1。
英国：英国实施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在英国，即使难民也享受高福利，并且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文莱：文莱被称为亚洲福利最好的国家，医疗福利十分优厚，医疗保健实行免费制度，看病极为便宜。文莱是无税国，免缴所得税，公司免交营业税。文莱人买车买房，文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加拿大：加拿大实行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保障等政策。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17.1%。加拿大还提供儿童和孕妇福利、伤残或者疾病福利、退休福利、寡妇福利等多种福利项目。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实行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保障等政策。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16.2%。澳大利亚还提供家庭津贴、养老金、残疾津贴、低收入补助等多种福利项目。
法国：法国实行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保障等政策。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21.8%。法国还提供家庭补助、住房补助、抚养费、生活补助等多种福利项目。
然而，中国社会福利占GDP的比例并不高，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96%，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中国住户公共福利占GDP比约9.2%，比中等发达国约低13.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可能有一些差异和不准确之处，但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福利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也说过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2020年达到3.21%，2021年是下降到2.96%，这个数值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一个比重”
是的，你没看错，在新冠疫情肆虐，多数国家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时，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却在降低。
2020年，中国福利支出占GDP的3.21%，比OECD（经合组织）国家2019年整体水平低16.8%。北欧是高社会福利国家，一个人完全可以躺着生活一辈子，但这里却成了全世界创业最容易成功的地方，以及亿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地方。
原因是社会提供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让这里的年轻人有更平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到竞争中去。在北欧即便是创业失败后，也有社会保障保底，创业的年轻人不用担心创业失败后睡大街。
未来职教
北欧，网络上吹嘘的“人间天堂”，经济高度发达，常年排名全世界最宜居国家第一，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全球人均收入第一，生活平均水平世界第一，世界上居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看上去就是人间天堂。然而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传说中的高福利
挪威GDP约为4000亿美元，每年名义上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占据GDP的34%，中国每年名义上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占比是杜少呢？GDP的不到3%……是不是有点骇人听闻？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挪威的社会福利和中国的统计方式有很大差别。
挪威的失业率常年保持在4%以下，税后收入最大差距不超过4倍，号称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而且挪威人只有3%存在“超时工作”的问题，世界平均水平为11%，美国则为33%。
挪威从幼儿教育到大学，公立教育机构是免费的，医疗、养老、退休都有相应的福利制度，而这些在中国，都是不计入社会福利中的。挪威人退休后，每人每年最低可获得16万克朗的退休金，每月约合1500美元，在中国看来，数目不菲，但是这也被计算在社会福利支出里。
挪威另一项令人羡慕的福利是长达46周的全薪产假，如果产妇愿意，还可以再多休10周，多休的10周可以拿到80% 的工资，如果是多胞胎，一个孩子增加5-7周，孩子的父亲（如果能找到）也享有12周的产假。
同时，挪威政府规定，未成年人每年可以领取11640克朗的育儿补贴差不多每月110美元，每个一岁以上的幼儿父母每个月可以得到6000克朗，约合680美元的幼儿看护补贴，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挪威的病假工资，最长可达260天，可以完全不扣工资；如果社保缴纳人去世，政府一次性补贴19000多克朗，相当于约2200美元。
为什么有高福利
前述这些高福利让挪威人的生活看起来却是很幸福，那为什么没有国家学习呢？或者说，挪威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吗？那就要看先看挪威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1960年，挪威还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国家，当时挪威的GDP仅为51亿美元，是中国的0.94%，所幸人口实在很少（1960年约360万），挪威的生活水平勉强过得去，转机出现在1969年，一艘名为“海洋维京号”的考察船在挪威声称主权的北海发现了石油。
石油在工业化时代是黑色的金子，石油蕴藏量巨大的北海让挪威成了国家那样的石油暴发户，至今仍旧保持着160万桶石油的日产量，曾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产油国宝座，时至今日，也仅有科威特、阿联酋等少数几个中东国家能与之相比。石油产量的增加，让挪威的GDP在1980年代蹿升到1200亿美元，超过了彼时中国的30%。
（挪威GDP走势图）
挪威的石油不是壳牌、埃克森这样的私企开采，而是由挪威国有公司“挪威石油公司”开采和经营，这就意味着北海石油带来的财富不会流入私人腰包，而是称为挪威政府的财政收入。
挪威本可以借助巨额的财政收入减免税收，大量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以政府支出的方式提高公民福利，但是挪威政府却并没有这样做，时至今日，挪威仍旧是所得税和企业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认准了一条：钱要留给未来花。
挪威每个公民一出生就带着20万美金的投资，这笔投资不能由本人消费，而是通过长期投资，将利润用于各种社会建设，2017年挪威政府从这项投资中收获了1310亿美元的回报，这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挪威几代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可以在高税收的情况下仍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制造业之殇
虽然从收入的数字上看，挪威人的生活水平很高，但由于制造业水平低下，让挪威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物价过高”。
挪威人均税后收入为3200美元，但一顿中档水平的饮食需要花去近100美元，水费、电费、燃气费等日常支出每月要花去近200美元，一辆大众高尔夫在美国20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但是在挪威，需要花去近4万美元。在挪威，一对夫妇必须都工作，才能保证家庭正常生活，如果一方没有工作，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这也是挪威常年保持全球最低失业率的原因之一。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挪威的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
（挪威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走势图）
挪威的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最近十年都在7%以下，除了勉强能满足本国需求的造船业，挪威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制造业，除了石油出口，就只剩下常年保持在GDP占比55%以上的服务业，以及依靠卖石油和高税收积累的财富经营着的金融业。
（挪威服务业增加值GDP占比走势图）
石油出口，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巨大，一旦国际油价下跌，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就会遭受打击。小国金融业，更是大国的存钱罐，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放任增值，大国一旦日子不好过，就会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砸罐取钱”，才不管你小国是否粉身碎骨。而服务业的抗冲击能力更弱，不论冲击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对服务业造成严重的影响。
（挪威通货膨胀率走势图）
2014年石油价格开始下降，挪威GDP从2013年的5338亿美元三年内下跌至3688亿美元，直接损失30%，虽然2018年短暂恢复到4370亿美元，但疫情开始之后，2020年再次下跌到3620亿美元，两年内再次损失20%，加上年均约2%的通货膨胀，挪威人现在的生活和“天堂”完全不沾边，反而是深入体会着“人间疾苦”。
写在最后
曾经的网络上讲述着各种各样美好的传说，时至今日已经被心明眼亮的中国网友一一戳破，新冠疫情告诉我们，维护经济稳定的基础，只有强大的制造业，作为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中国必须通过产业升级，保持制造业的发展活力。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自动化水平却处在较为落后的地位。
日本每10000名汽车生产工人拥有工业机器人1710台，意大利1600台，法国1120台，西班牙950台，美国770台，而中国仅为90台。中国制造业自动化发展潜力巨大，但目前的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对于“基建狂魔”和“发达国家粉碎机”来说，提升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并非难事，真正可能给制造业带来困扰的是缺口已经高达2200万的技术工人。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岗位必将成为收入高、工时短的“香饽饽”，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能达到制造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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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我社会保障性支出占GDP比重为3.21%，而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为31%。撇开发达国家不谈，就拿上海经合组织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来说，上海经合组织支出平均达到16.8%点。据报道，中国社会保障性支出普遍占GDP 的比重长期处于极低的位置。中国经济发展的怎么样，老百姓不知道。但现阶段，中国的老百姓经济生活的获得感极低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老百姓养孩子要很多钱，教育孩子要更多的钱。买房子甚至掏了两三代的钱包。中国的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敢旅游。三年疫情，各政府补贴了多少钱给贫困的老百姓，大家心里都有数吧。三年疫情，没有稳定收入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她们自己最清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老农民，以及没有固定工作的中小城市老百姓，要是生病，假如是大病，有多少人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比比皆是吧。报纸上、电视媒体里一直在说，中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希望我们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好。
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长江】
2021年对于中国经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当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肯定不止于此，希望能更进一步。中国“十四五”规划也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联合国开发署划定的发达国家约有37个，可分低等、中等、高等，人均GDP最低的发达国家匈牙利为18772美元，偏高发达国家为43935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和价格上涨水平，在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这一目标是很有可能的。人们对GDP预测的关注度很高，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衡量民众生活水平的标准除人均GDP、人文指数外（有待详细讨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两方面。
一、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的统计
可支配收入分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也包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收入又包括工薪收入、财产收入、经营收入和部分转移收入；二次分配收入多是指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有政府的、有非政府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规定，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涉及保障生活、教育、健康、住房、就业等，应记为住户部门转移收入（相应支出记为居民最终消费）。
可支配收入有三个指标，一个是 “居民”可支配收入，一个是“住户”（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一个“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收入包括住户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非营利机构收入，因此国民收入实际是整个国家的收入。
居民收入与住户收入的主要区别在于，居民收入是初次分配，有部分转移收入，如养老金、失业金等；而住户二次分配的转移收入较多的是社会福利，如公共交通补贴等。
正确地比较中外收入和社会福利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际统计的住户收入及社会福利包括现金和实物（且有分类数据），而中国的实物收入没有细分社会福利和非社会福利，但通过财政、社会基金账户可找到部分数据。
第二，中国的“可支配收入”与国际的“调整后可支配的收入”的内涵相同，中国是先统计现金“可支配收入”，再加实物称为“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国际是先统计含实物的收入称为“可支配收入”，再减实物。
第三，中国是按国际组织的统计方法，住户可支配收入等于初次分配收入加上转移净收入（转移收入减去转移支出），转移支出既有个税，也有社保（还有其他转移）。
按照国际可比口径，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含实物）与GDP的比为66.1%，比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多了23个百分点左右。同理，居民消费也应包括政府转移个人的部分，因此，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GDP的比也会相应提高。
本文表格均有作者制作
住户增加值与GDP的比反映的是住户在经济总量里的比例，住户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侧面反映了住户缴税和社保的情况，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为60.2%，与中等发达国家一样(60.1%)。美国可支配收入占比高的原因是公共强制性社保很少。
但中国住户公共福利占GDP比约9.2%，比中等发达国约低13.5个百分点；表现为中国住户来源于再分配的公共福利收入较少。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福利较低是影响消费和生育的重要原因。
国际组织统计的社会福利分公共强制社会福利、公共自愿福利、商业强制社会福利、商业自愿社会福利等。
统计上又可分为住户收到的社会福利，和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出的社会福利。住户社会福利是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转移给住户的社会福利（教育、文娱等社会福利不包括在社会保障中）。
中国的社会福利统计与国际稍有区别，2017年及以前，中国将社保基金总支出称为社会福利，将财政有关社保的补贴称为社保财政补贴，将财政有关福利的支出称为社会补助（部分为社会保障福利）；2018年后医保基金支出不再计入社会福利。不管那年，经合组织是否照抄中国数据（其他国家或有此类情况），其统计的中国社会福利包括社会补助（财政补助和企业补助）。本文之后将着重讨论和比较公共强制社会福利（下简称为公共社会福利）。
住户可支配收入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为78.2%，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60.1%。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支出是储蓄，住户储蓄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约27.2%（国家总储蓄率也很高）；中等发达国家为6.7%，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近4倍，也高于很多高等发达国家。
储蓄率有两重性，即储蓄转为贷款支持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影响消费支出。有学者认为，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福利较少（不敢消费）。
二、中国社会福利与国际比较
国际组织将社会福利分为九类，有养老、遗属、失能（工伤残疾）、健康、就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失业、家庭、住房、其它（包含维持生活）。
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飞速进步，特别是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穷人社保覆盖率很高，中国为低保、特困、部分下岗职工等代缴社会保险，基本实现了贫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医疗保障覆盖率也较高（见表4），但重残和工伤稍差，家庭福利较差。
数据显示，住户公共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约12%，比中等发达国家约低11个百分点，养老、医疗、家庭、住房与住户收入的比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但各有差异。
（一） 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国际组织称为维持生活福利，这个福利是指在（划定的）贫困线下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福利，中国的低保、特保，临时救助、其他补贴等就是此类福利1，维持生活福利还包括（外国）难民援助，商品捐赠等，中国没有相应的数据。
中等发达国家维持生活福利的对象多为老年人、残疾人、生育期贫困家庭的妇女和儿童，中国维持生活福利涵盖较宽，有部分非老年、非残疾人、非生育期的家庭成员。
中国享受维持生活福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为3.5%；维持生活福利占住户收入的比为4.3%, 高于中等发达国家的3.5%。中国维持生活福利主要由财政支付，法国、意大利部分由社会保险（家庭保险）支付，其对贫困或残疾老人给予养老金或提前养老金，对贫困家庭成员给予家庭津贴。
弱势群体受助率，中国为33%，低于意大利（43%）、西班牙为（45%）。中国的贫困标准（穷人）是中等标准（3.2国际元/日，2011年购买力平价）；确定弱势群体与人均GDP水平有关，国际组织视中国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2020年秋，国际组织将提高各等贫困标准，并按2017年购买力平价计。中国贫困标准应逐渐向高标准靠拢，或在逐步提高标准的同时，提高覆盖率。
中国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中低收入家庭，其中收入低的原因之一是农业收益极低。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统计，三大主粮产值净利润率为4%（2020年为47.2元/亩），对比韩国的农产品价格，中国低很多。如果提高粮食价格，为了不影响人民生活就要增加粮食生产财政补贴，但又受世界贸易组织农业直接补贴规定的制约（发达国家不超5%，发展中国家不超10%，中国承诺不超8%）。
中国国有企业以保护价收购粮食也被认为是直接补贴。美国维持生活的重要措施是食品券（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其覆盖率高（总人口的10.9%），享保标准低（贫困线的129%，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保障标准适当（130美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左右）。这项福利除保障生活外，最重要的是间接补贴粮食价格（占农业补贴的80%），不受国际规则的限定。
（二）住房福利
住房福利主要是租金补贴，中国的廉租房、公租房、其他保障性住房租金多有补贴，中国享受租金补贴的家庭约占全国的2.8%，中等发达国家多低于中国，如法国约占1.8%。
能源补贴统计在维持生活福利中。中国的能源补贴比较特殊，由于国有性质的能源企业较多，多数地区的贫困家庭是直接免收或减收，在社会福利统计里没有充分体现。
中国的住房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好，给农村贫困户建房、贫困村整体搬迁、城中村改造等，各级政府投入了巨量资金。中国一些单位提供低价住房（称房租隐性补贴）。
国际组织明文说，虽然这些住房支持是相当可观，特别有力地支持低收入家庭，具有社会性质，但由于没有国际的覆盖范围和测量方法，因此，目前暂不包含。
中国住房福利与住户收入比为0.1%，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0.2%，表面看，中国住房福利的特点是覆盖面宽、补贴数额较低。其实中国享受住房补贴者多住在公租房和廉租房，其价格较低；而中等发达国家者多租住私人住宅，价格较高，虽有补贴，但家庭支付租金比较高。
（三）医疗福利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都参加了公共医疗保险，离休、现役军人和家属，极少机关事业人员实行免费医疗，医疗保障率稳定在96%以上。经合组织健康统计有几个覆盖率，如公共医保覆盖、基本商业医保覆盖率，核心医疗保健覆盖率（公共医保和基本商业医保），中国没有强制性商业医保，有公共医保的部分人群可能同时有商业医保，所有类型的医保覆盖可能不会增加，但实际报销率会提高。
中国的医疗福利较为突出的有：一是居民医保的财政补贴是个人缴纳的2.48倍；二是医疗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两参人员（参战、参试）、部分下岗职工有多种医疗救助，如减免、代缴医保费，提高报销比例（有地区贫困户报销率达100%）；三是公共健康预防免费制度，如儿童预防服务、肺结核治疗、艾滋病治疗、疫情防治等，这次新冠疫情，完美地体现了中国的优势。
中国医保原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个人缴纳），2022年，全面推行职工医保门诊报销制度，各地报销率不一，最低都不低于50%，有的地区达90%。居民医保个别地区门诊也报销。
从2020年起，不再公布实际报销率（2019年，职工医保住院实际报销率平均为75.6%，居民医保住院实际报销率平均为60%）。2020年，职工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率平均在85.2%，居民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率平均在70%。
经合组织统计的医疗报销率分，住院服务、门诊服务、医疗商品（药品）、长期照顾、牙科等，要注意的是中外门诊服务不同，外国的门诊主要是医生诊察、检查（实验室和仪检），凭药方到药店购药。中等发达国家住院服务公共医保报销率平均为85.4%；门诊（中国口径）公共医保报销率（门诊服务和医疗用品加权平均）平均为66.6%。中国公共医保住院报销率已接近韩国、超过希腊。
中国公共医疗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为2.9%，家庭健康支出与最终消费的比为4.8%；中等发达国家分别为6.2%和3.4%。中国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多有医疗二次报销，企业支出统计在企业社会福利。
中国公共医疗保障的差距，主要有几点，一是最高限额，中国是超过为自费，因此虽然有公共大病保险，但也会给部分家庭造成困难；中等发达国家多为超过限额，个人不再自付；二是居民医保门诊多数地区不报销，中国正在筹划，盼早日实施。
一些发达国家经常让人吐槽的是就医等待时间过长，这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三种大容量外科手术（白内障、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等待时间三个月左右，延迟治疗意味着患者继续生活在疼痛和疾病中。
（四）老年福利
老年福利主要是养老金，中国财政和社保基金为灵活就业人员、贫困人员提供社保补贴，或代缴保险费。居民社保基金为贫困老人发放养老金（无论当时是否参保）。
中国老年福利有公交免费、部分旅游景点免费等，老年还享受四项老年福利，即高龄补贴、护理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综合老龄补贴。各省市享受老年福利岁数标准不一，多数是80岁及以上（天津、上海、陕西、青海等岁数较低）。
老年和遗属福利除养老金外，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公立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机构、居家照顾、家政服务，等等。中国的特困户（五保户）有部分住在公立养老院，还有极少的休干所。中国职工退休职工享有养老金的同时，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机关事业还发退休生活补贴、过年节慰问卡（品）等。
根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1967年6月7日第五十一届会议上会议的国际公约，老年养老金福利至少相当于参考工资的45%，这是指法定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总替代率，其定义为养老金额除以退休前主要收入额。由于中国近些年的工资增长率高于养老金增长率，国际组织统计的中国替代率有所下降。
发达国家的男女替代率相同是因为退休年龄相同，而中国女工退休较早；加上中国退休年龄也早，按同比口径，中国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
国际组织统计缴纳养老保险的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城乡就业和失业），老年和遗属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中国约10%，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14.3%。中国老年和遗属福利占比稍低，主要原因有：
一是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较低（二、三产和一产公有单位就业人员）为56.5%。中国除极少数的一产公有制企业职工外，农民（牧渔）、农民工、个体就业多为居民养老保险，下岗职工也有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自雇）；
二是居民养老金很低。2020年平均176元左右，但其中财政补贴占92%（基础养老金部分）,而个人缴纳部分仅占8%，因此中国居民养老金有一定的社会福利特征；
三是职工养老金包括了灵活就业和退职人员，降低了平均养老金；
四是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系数较低（法定最低为60%）；
五是企业有毒有害岗位女工退休太早（45岁）。
在现实中，企业职工多感觉养老金较低，这与机关事业与企业基本养老金倍差较大有关。发达国家养老金也分多种，如法国有一般老年养老金（职工），个体（自雇）或农民养老金、军人养老金、公务员养老金、自由就业养老金、集体养老金、残疾养老金，各类养老金也不尽相同。
一些国家有养老金的老人去世，未成年的孩子和无工作的配偶可以享受养老金（按规定）；而中国的规定是发放抚恤金、生活补助金，独生子女亡残的家庭享受特别扶助金。中国可参考发达经济体，另设老农津贴、结合粮食援助等，提高养老社会福利水平。
（五）家庭福利
国际组织统计的家庭社会福利包括家长和未成年孩子的福利，主要有三项，即家庭津贴、产假和育儿假、幼儿园（在家育儿）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家庭社会福利较多，如法国的“家庭津贴”，大部项目不受收入（或资产）的限制（小分部受限制），家庭社会福利占住户收入的9.2%。法国还有家庭社会保险（单位缴纳5.4%），家庭或子女津贴主要由社会保险支付。再如西班牙产妇和养育儿童期间的收入维持、生育补助金和儿童津贴等。
国际组织明确说明，幼儿园、医疗机构、就业服务等行业的薪金和管理费包括在支出里，这是为受益人服务的组成部分。根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国际公约（中等发达国家多参加），政府要为家庭定期提供现金或食物、衣服、住房、假期或家庭帮助，或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家庭福利主要有：养育孤儿、幼儿园财政补贴、减免保教费、产假期间收入等。部分孤儿由政府服务机构集中养育，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低于普通家庭水平，18周岁及以上在校孤儿，一般还提供财政援助。
根据《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现阶段由地方政府负责幼儿资助支出责任，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学普惠性幼儿园，中央财政给予财政补助。中国已建立“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基金”，中央和各地方财政安排一定金额。
现在中国适龄儿童入园率达88%，普惠性幼儿园率达88%。中国已实施“三儿”（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资助政策， 免收（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保教费，还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地区落实较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学前教育若干意见》指出，“小区配套幼儿园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有的地区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设施不收房租，大大降低了成本，但还有地区仍收房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困难地区、特别是县级财政补贴金额不高，保教费仍较高。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中国家庭福利覆盖率只有3%，主要是儿童和参加生育保险并生育妇女的口径；而中等发达国家则包括了未成年。有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生育率不断下降，与家庭孩子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关。想要提高生育率，就要继续提高普惠幼儿园的覆盖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重要的是实施有关养育孩子的专项福利。目前，已有地区推出了鼓励生育三孩的补贴政策。
中国家庭孩子社会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为0.2%，中等发达国家为1.7%。
（六）残疾福利
残疾福利是（因工或非工）残疾的死亡赔偿、带薪休养、生活补贴、康复服务等。
中国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但全国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较高，为98%以上。中国96.8%的重度残疾人、35%的其他残疾人享受社会保险缴费资助；重度且生活困难残疾人多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财政补贴。资金资助范围包括诊疗费用、康复费用、特殊药品费用、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等项目，并适当降低了诊疗起付标准，提高康复资助限额以及住院服务费用标准，特别是残疾孤儿得到更多照顾。
中国养老和残疾生活护理机构一般是财政支付单位，如养老福利院、特困人员救助生活机构、精神疾病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等。
住户残疾福利占住户收入的比，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1.4%，中国约0.2%。
（七）就业和失业福利
失业福利包括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等；就业福利包括职业培训、刺激经济的具体政策。中国就业及失业社会福利大体分几块，一是职业培训外（含退役），二是公益岗位补贴，三是扶持创业，四是代缴或减免基本社会保险。五是就业或基层任职补贴。
中国就业和失业社会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为0.4%，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0.6%。中国稍低的原因，一是失业保险覆盖率较低（二、三产和一产公有单位就业人员），为37.3%。二是失业金领取需要单位辞退证明（非员工主动辞职），这将影响再就业，致使失业保险结余比较大。
三、社会福利负担和载力
社会福利的资金源于住户和企业的缴纳，公共社会福利的财政补贴也是源于税收，非营利机构提供的社会福利也是企业或个人捐款的再转移。
中国的社会福利是缴纳和税收补贴并举（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以财政补贴为主），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也是并举。住户社保缴纳与收入的比，中国为12%，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23%，约中国的2倍；中等发达国家社保的基本特征是缴纳率高、福利高。
从法定社保费率看，中国为33.5%，中等发达国家多高于中国，如法国为51.15%、意大利为42.87%、西班牙为37.38%。
（一） 住户负担
从法定社保费率看，中国个人缴率为10.5%，超过部分中等发达国家，如意大利为9.19%、西班牙为6.2%。
养老保险缴纳。中国职工养老保险费率现为8%，但实际缴率低于8%，主要理由有：一是不按实际收入缴纳。多数地区规定，按上年全口径社平工资缴纳，系数可以选（60-300%）。但是据有关机构调查，职工养老保险实际缴纳与平均工资的比约69%。
二是居民养老保险缴纳额更低，2020年，平均缴纳330.6元，是农民工平均收入的0.68%，农民工平均收入是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85%左右，而私企职工个人缴纳近农民工的14倍。全国农民工（剔除参加职工社保的）人数占农村居民的47%左右，除从事农业的收入很低外，农民工完全有能力多缴纳。
中国曾实现全民医保，但居民医保覆盖率连年稍有下降。居民医保原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起初仅为10元/年，实行城乡合并后，农村居民认为涨幅较大，加之财政补贴部分居民的收入情况和缴费标准不统一，致使部分身体健康或经济困难者不再参保。
中国享受低保人员主要集中在农村低收入组和残疾人，而部分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组不能享受有关扶贫待遇。同时，农村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排在第三位（次于城镇高收入组、城镇中等偏上组），但也享受财政补贴。职工医保缴纳工资的10%（统计规则，单位缴纳也是员工报酬），而农村高收入组医保缴纳不超过收入的0.5%。
美国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保近似中国的居民医保，有政府补贴（抵税），其缴纳是按收入的2-10%（单位可缴纳部分），不同收入者按规定享受财政补贴（抵税）。
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富差距大于城镇，202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233，与意大利（城乡0.33）、西班牙（城乡0.32）、韩国（城乡0.345）有一比。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多高于中国，只是高税收、高社保、高福利，减少了收入差距。
针对中国部分低收入阶层不再参加社保的现象，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参保率，居民医保、养老保险应按收入分档缴纳，高收入阶层多缴纳社保，低收入阶层多享有财政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无谓浪费，减少贫富差距。同时，用多缴纳的部分补贴低收入家庭，提高覆盖率和保障水平，按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民养老、健康保障，人人享受发展的红利，获得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社会保障。
（二）企业社会负担
企业社会负担包括纳税、缴纳社保、支出社会福利（医疗二次报销、养老补贴等等）。企业净缴税与总产出的比，中国为6.7%，中等发达国家为2.3%；企业缴纳社保和社福支出与总产出的比，中国约1.7%；中等发达国家为5.5%（其中企业社保缴纳为4.6%、社福为1.1%）。
如前所述，中国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保率较低，民营企业员工流动性强、参保意识弱。多年前，深圳民工曾出现退保潮。目前中国已经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确切执行不同城市之间的简洁、通畅的转移。
此外，在华外资企业按照本国习惯，给员工家属购买居民医疗保险、商业医保，值得推广。
总结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公共社会福利占绝对地位。纵观可支配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一般来说，收入偏低国家，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较高、社保缴款比率较低、社会福利的比率较低。在向中高收入发展，直至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可支配收入比率不断降低，个税和社会缴款比率和社会福利比率不断上升。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职工劳动保护制度，以及职工和家属的福利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种类较为齐全；二是社会福利水平差距较大。总体上，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众绝对收入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一定会越来越好！
注释和参考
1.国际统计将老年、残疾人（盲人）、家庭及孩子的维持生活和住房福利分别统计在各类。为比较维持生活福利，将老年、残疾的有关数据重新划分合并。在比较老年、残疾时仍按原统计。
2. 中国法定男女养老金替代率加权平均约66%，中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了灵活就业和退职人员，致使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比为51%。
3.此基尼系数是可支配收入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的
4.经合组织 社会支出 SOCX 手册 （ 2019年版）
5.国际劳工组织 体面工作指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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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带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安全和幸福，这个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文明和发达的国家！
而给予国民安全和幸福的主要手段，就是福利，是国家福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家福利包括五个部分，其一是国防，确保这个国家有能力应对其他国家的挑衅；其二是教育，确保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接受最基础的文化传播；其三是医疗，让老百姓生病了能够看病，可以有药吃；其四是司法，让坏人被惩罚，好人不受欺负；还有第五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养老。
关于养老问题，报纸上曾经有过这样几篇文章，包括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延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5年“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
养儿防老！这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两千余年的养老习惯，而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有一群人意识到了国家的意义，那就是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能够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福利。而养老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福利。
然而当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候，关于养老这个国家福利，却是越来越少的被提及了，至于原因，我不晓得，也想不明白，为何养老这样一个对全体国民都十分关键的社会福利，会被人为的忽视了？
我们上缴税金，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依靠税金让国家变得更文明也更强健！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因为我们知道守法才能获得更安全的生活环境！纳税人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身份，只要我们产生消费，就多多少少的缴纳了一小部分的税金，间接税至今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税种，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依然存在。而且国家除了税费收入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社保收入、国债发行、接受捐赠等途径获取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获得以后，如何支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财政支出当中，国防、教育、医疗是重要内容，除这三条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支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２１年仅有２．９６％，而发达国家这一项支出基本高于ＧＤＰ标准的１５％。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２０２１年为１６．６％，也就是还有８０％以上的财政支出，是用在了其他用途。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政府部门来履行国家的诸多事务，需要军队及国防单位来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政府相关人员劳务开支也是财务支出的重要一环。
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收支当中的比重，如何更好的让老百姓老有所养，这是当前我国国家福利政策制定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靠儿孙来养老？还是靠国家来养老？还是靠自己来养老？
我说了不算，你说了大概率也不算，但人民，有权利就这个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谢谢阅读！
２０２３年１月10日
LK简说
李义平教授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过高福利是经济发展的陷阱》的文章，最近几个月被网友扒了出来，经常拿来调侃。这篇文章认为高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高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国民惰性的形成、生产积极性的挫伤等问题，建议我国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要咬紧经济发展不放松，强调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发挥家庭自我保障的传统优势。
本文认为，李义平教授的观点存在一些片面和误解，高福利不是经济发展的陷阱，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第一高福利并不影响积累和创新，而是促进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效率提高。李义平教授认为，高福利直接影响积累，影响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因为高福利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高税收或高负债，减少了企业发展资金，制约了企业发展。这种观点忽略了高福利国家在税收和财政方面的调节能力和灵活性。
事实上，高福利国家并不一定都是高税收国家，也不一定都是高负债国家。
例如，瑞典虽然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但其企业所得税率却低于美国和中国。瑞典还通过简化税制、减少税收优惠、扩大征税范围等措施，提高了税收效率和公平性。
另外，瑞典还通过实行财政规则、设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稳定基金等机制，保持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和稳健性。因此，瑞典并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削弱了企业发展资金和财政健康。
相反，高福利通过提供全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素质和社会福祉，促进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效率提高。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典通过投资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如爱立信、沃尔沃、宜家等，在通信、汽车、家居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瑞典还通过建立包容性的劳动市场制度、鼓励女性就业、支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等措施，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瑞典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不高，但其人均GDP却超过5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这说明瑞典的经济结构已经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高福利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二高福利并不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而是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平分配。李义平教授认为，高福利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高福利的资金往往是从生产领域转移出来的，而且高福利会刺激社会需求，导致资源过度消耗。这种观点忽略了高福利国家在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实践。
事实上，高福利国家并不是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费，而是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
例如，瑞典就是一个环保先驱国家，早在1967年就设立了环境保护局，1972年就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并在1991年引入了环境税制，鼓励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措施。瑞典还通过推行绿色公共采购、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智慧城市等举措，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因此，瑞典并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相反，高福利通过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参与和协作等方式，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平分配。
瑞典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典通过建立全民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瑞典的基尼系数只有0.25，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典还通过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鼓励公民参与和监督、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等措施，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责任感。瑞典的选举投票率超过8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瑞典并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浪费。
最后，高福利并不造成国民惰性，而是激发了国民创造力和幸福感。李义平教授认为，高福利造成了国民惰性，因为高福利降低了人们工作的动机和意愿，使人们满足于现状，失去了进取心和竞争力。这种观点忽略了高福利国家在激励机制和创新文化方面的优势和成就。事实上，高福利并不意味着低工作效率或低工作满意度。
相反，高福利通过提供合理的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方式、良好的工作环境、公平的工作待遇等方式，提高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效率。
例如，瑞典就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国家，其每小时劳动生产率达到56.6美元，在欧洲仅次于爱尔兰。瑞典还通过实行弹性工作制、支持远程办公、鼓励休闲娱乐等措施，提高了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幸福感。
另外，高福利通过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创新信心和满足感。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在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列。幸福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水平，也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
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高幸福感，与其高水平的社会凝聚力有关。社会凝聚力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团结程度，它包括三个维度：社会关系、公民参与和社会包容。
北欧国家在这三个维度上都表现出色，人们之间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尊重，政府和民众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互动，社会对于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有着充分的关怀和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促进创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除了瑞典，其他一些高福利国家的例子有：
德国：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强制义务教育的国家，学生学费大多是减免的。德国也实施医疗与教育双免费政策，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27.6%1。
英国：英国实施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在英国，即使难民也享受高福利，并且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文莱：文莱被称为亚洲福利最好的国家，医疗福利十分优厚，医疗保健实行免费制度，看病极为便宜。文莱是无税国，免缴所得税，公司免交营业税。文莱人买车买房，文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加拿大：加拿大实行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保障等政策。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17.1%。加拿大还提供儿童和孕妇福利、伤残或者疾病福利、退休福利、寡妇福利等多种福利项目。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实行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保障等政策。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16.2%。澳大利亚还提供家庭津贴、养老金、残疾津贴、低收入补助等多种福利项目。
法国：法国实行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失业保障等政策。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21.8%。法国还提供家庭补助、住房补助、抚养费、生活补助等多种福利项目。
然而，中国社会福利占GDP的比例并不高，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96%，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中国住户公共福利占GDP比约9.2%，比中等发达国约低13.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可能有一些差异和不准确之处，但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福利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也说过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2020年达到3.21%，2021年是下降到2.96%，这个数值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一个比重”
是的，你没看错，在新冠疫情肆虐，多数国家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比时，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却在降低。
2020年，中国福利支出占GDP的3.21%，比OECD（经合组织）国家2019年整体水平低16.8%。北欧是高社会福利国家，一个人完全可以躺着生活一辈子，但这里却成了全世界创业最容易成功的地方，以及亿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地方。
原因是社会提供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让这里的年轻人有更平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到竞争中去。在北欧即便是创业失败后，也有社会保障保底，创业的年轻人不用担心创业失败后睡大街。
未来职教
北欧，网络上吹嘘的“人间天堂”，经济高度发达，常年排名全世界最宜居国家第一，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全球人均收入第一，生活平均水平世界第一，世界上居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看上去就是人间天堂。然而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传说中的高福利
挪威GDP约为4000亿美元，每年名义上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占据GDP的34%，中国每年名义上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占比是杜少呢？GDP的不到3%……是不是有点骇人听闻？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挪威的社会福利和中国的统计方式有很大差别。
挪威的失业率常年保持在4%以下，税后收入最大差距不超过4倍，号称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而且挪威人只有3%存在“超时工作”的问题，世界平均水平为11%，美国则为33%。
挪威从幼儿教育到大学，公立教育机构是免费的，医疗、养老、退休都有相应的福利制度，而这些在中国，都是不计入社会福利中的。挪威人退休后，每人每年最低可获得16万克朗的退休金，每月约合1500美元，在中国看来，数目不菲，但是这也被计算在社会福利支出里。
挪威另一项令人羡慕的福利是长达46周的全薪产假，如果产妇愿意，还可以再多休10周，多休的10周可以拿到80% 的工资，如果是多胞胎，一个孩子增加5-7周，孩子的父亲（如果能找到）也享有12周的产假。
同时，挪威政府规定，未成年人每年可以领取11640克朗的育儿补贴差不多每月110美元，每个一岁以上的幼儿父母每个月可以得到6000克朗，约合680美元的幼儿看护补贴，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挪威的病假工资，最长可达260天，可以完全不扣工资；如果社保缴纳人去世，政府一次性补贴19000多克朗，相当于约2200美元。
为什么有高福利
前述这些高福利让挪威人的生活看起来却是很幸福，那为什么没有国家学习呢？或者说，挪威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吗？那就要看先看挪威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1960年，挪威还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国家，当时挪威的GDP仅为51亿美元，是中国的0.94%，所幸人口实在很少（1960年约360万），挪威的生活水平勉强过得去，转机出现在1969年，一艘名为“海洋维京号”的考察船在挪威声称主权的北海发现了石油。
石油在工业化时代是黑色的金子，石油蕴藏量巨大的北海让挪威成了国家那样的石油暴发户，至今仍旧保持着160万桶石油的日产量，曾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产油国宝座，时至今日，也仅有科威特、阿联酋等少数几个中东国家能与之相比。石油产量的增加，让挪威的GDP在1980年代蹿升到1200亿美元，超过了彼时中国的30%。
（挪威GDP走势图）
挪威的石油不是壳牌、埃克森这样的私企开采，而是由挪威国有公司“挪威石油公司”开采和经营，这就意味着北海石油带来的财富不会流入私人腰包，而是称为挪威政府的财政收入。
挪威本可以借助巨额的财政收入减免税收，大量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以政府支出的方式提高公民福利，但是挪威政府却并没有这样做，时至今日，挪威仍旧是所得税和企业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认准了一条：钱要留给未来花。
挪威每个公民一出生就带着20万美金的投资，这笔投资不能由本人消费，而是通过长期投资，将利润用于各种社会建设，2017年挪威政府从这项投资中收获了1310亿美元的回报，这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挪威几代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可以在高税收的情况下仍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制造业之殇
虽然从收入的数字上看，挪威人的生活水平很高，但由于制造业水平低下，让挪威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物价过高”。
挪威人均税后收入为3200美元，但一顿中档水平的饮食需要花去近100美元，水费、电费、燃气费等日常支出每月要花去近200美元，一辆大众高尔夫在美国20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但是在挪威，需要花去近4万美元。在挪威，一对夫妇必须都工作，才能保证家庭正常生活，如果一方没有工作，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这也是挪威常年保持全球最低失业率的原因之一。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挪威的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
（挪威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走势图）
挪威的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最近十年都在7%以下，除了勉强能满足本国需求的造船业，挪威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制造业，除了石油出口，就只剩下常年保持在GDP占比55%以上的服务业，以及依靠卖石油和高税收积累的财富经营着的金融业。
（挪威服务业增加值GDP占比走势图）
石油出口，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巨大，一旦国际油价下跌，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就会遭受打击。小国金融业，更是大国的存钱罐，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放任增值，大国一旦日子不好过，就会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砸罐取钱”，才不管你小国是否粉身碎骨。而服务业的抗冲击能力更弱，不论冲击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对服务业造成严重的影响。
（挪威通货膨胀率走势图）
2014年石油价格开始下降，挪威GDP从2013年的5338亿美元三年内下跌至3688亿美元，直接损失30%，虽然2018年短暂恢复到4370亿美元，但疫情开始之后，2020年再次下跌到3620亿美元，两年内再次损失20%，加上年均约2%的通货膨胀，挪威人现在的生活和“天堂”完全不沾边，反而是深入体会着“人间疾苦”。
写在最后
曾经的网络上讲述着各种各样美好的传说，时至今日已经被心明眼亮的中国网友一一戳破，新冠疫情告诉我们，维护经济稳定的基础，只有强大的制造业，作为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中国必须通过产业升级，保持制造业的发展活力。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自动化水平却处在较为落后的地位。
日本每10000名汽车生产工人拥有工业机器人1710台，意大利1600台，法国1120台，西班牙950台，美国770台，而中国仅为90台。中国制造业自动化发展潜力巨大，但目前的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对于“基建狂魔”和“发达国家粉碎机”来说，提升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并非难事，真正可能给制造业带来困扰的是缺口已经高达2200万的技术工人。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岗位必将成为收入高、工时短的“香饽饽”，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能达到制造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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